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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时间:2019-12-02 10:02:08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内容提要: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
      关键词:孙中山 蒋介石 国民党 以俄为师 党代表制 政治部制 政工制度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2-24-27
      
      学界对国民党20世纪年代初“以俄为师”的研究一直比较投入,收获颇丰。但从军队政工制度人手,分析孙中山这一阶段政治工作思想观念的转变及其对国民党的巨大影响,以及蒋介石大力引进党代表制及政治部制的主要原因,力度则明显不足”。本文的政工制度,包含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党代表在军队中为国民党的代表,代表党执行对所辖部队的管理和统率;党代表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政治部是作为国民党的工作机关而建立的,对党代表负责,并接受党代表的命令和指导,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总之,从制度设计而言,党代表制、政治部制是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的系统,统一于党领导军队的总目的。
      
      一、革命挫折与俄共“以党领军”制度对孙中山的巨大触动
      
      在如何使军队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提高战斗力、统摄军心这一问题上,孙中山1906年即提出:“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如水之就下也。”可见,孙早已意识到需要凭借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私人或者其它因素来凝聚军心、建设军队。但自辛亥革命以来,历次革命斗争的结果表明,以主义集合军队几乎成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奢谈。如何使部队官兵接受三民主义?凭藉何种途径使“主义领军”落到实处?就成为孙中山及国民党长期观察、思索、实践的重要话题。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俄共武装最早出现党的代表政治委员是在1917年4月。当时俄共中央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的部队派出政委,作为党的代表领导武装起义。革命胜利后,红军组建初期,为控制和改造旧军队,俄共中央委派政委进驻,实施监督和宣传教育。随着列强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扩大,俄共不得不大量吸收旧军队的军事专家参加红军,担任指挥员职务。为了对这些指挥员实行政治监督,并加强对全体红军人员的政治教育,1918年7月。俄共在建立正规红军的决议中,把政治委员列为正式编制,分队设政治指导员。政委、政指等党的代表负责领导部队的党政与经济管理工作,规定革命纪律,参予决定一切作战行动问题,任何命令未经党代表签署不得执行。各级部队的领导、指挥权实际上全部集中在党代表手中。政治部为党代表指挥下设机关,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有处罚下级党代表的权力。
      俄共“以党领军”的治军模式在十月革命及以后的政权稳定时期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功效,这种新型有力,的统军方式吸引了孙中山的关注目光。孙1918年就与苏俄有书信来往。到1920年代初期,他希望能多了解苏俄的党军制度,并为己所用。如在1921年8月给契切林的复函中,孙中山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苏俄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一直尝试着在中国找到同盟者以缓解日本、欧美等列强对其形成的强大压力。结合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孙中山的上述复函及其以往的言行,苏俄政府敏锐地觉察到,可以给国民党以适当、有效的引导,在兼顾国家利益的同时,适量输出意识形态以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而红军的政工制度既有深刻的苏俄特色,又能给孙中山带来显明的收效,非常适合输入中国。因此,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即向孙提议;欲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使党的威信在军队中树立起来。马林的提议,与孙中山长期以来存在心底的建军校心结是一致的,很容易得到其理解与支持。
      1921-1922年这一段时间,孙中山特别注意对所部将士进行精神训话。其中,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讲演《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即《军人精神教育》)最具代表性,演说首先阐释三民主义的涵义。其次剖析精神教育的要旨、定义、精神与物质力量的比较,军人智仁勇三项精神要素的特征;并赞扬苏俄军队有主义、有目的;冀望军人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以达成国民革命所赋予的使命。《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当是孙中山受到俄共治军体制的影响后,军队政治工作理念的充分展现。
      对于陈炯明的粤军,孙中山尤其注意思想灌输,视其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倚靠它达到革命目的。官兵加入党的组织,这可能是孙对苏俄红军“以党领军”模式的有意借鉴与运用。但他简单地以为,只要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就会如同红军服从俄共一样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922年4月,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表示:“对红军的规模,她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以使自己的政治工作能够在粤军中收到真正的效果。岂料6月16日,陈炯明竟然指令这支党员构成的粤军炮击观音山,围攻总统府。
      陈炯明的背叛说明,仅仅利用几次精神讲话而不加强政党的建设。轻率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官兵全部吸收入党,根本不可能实现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惨痛的失败,不能不让孙中山开始考虑自己的政治工作观念是否存在致命的缺陷。孙有所醒悟,意识到在建军问题上非另谋出路不可,“乃决心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不过,孙中山单纯依赖军事的思维惯性是巨大的,就在陈炯明背叛后的9月份,孙仍然询问马林,苏俄可以采用哪些军事措施来直接援助国民党。真正促使孙由单纯依赖军事斗争,转变到同等重视政治军事工作的是苏俄一步步地引领。
      
      二、赴俄考察与蒋介石对政工制度的深切感悟
      
      1923年1月,俄共中央赞同越飞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之后,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月,《孙越联合宣言》发表,国民党联俄政策正式确立。“大约从这个时期起,苏俄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着意于单纯准备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事实确实如此,孙越会谈后,苏俄对孙的主要援助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政治以及其它顾问,而非孙最希望的军事与财政援助。
      为扭转孙中山过分依赖军事行动的思维定势,5月1日,俄共以政府名义严肃地集体致电孙中山:“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一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各兵种的内部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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