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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决策影响的双重性

    时间:2019-08-13 14:53:22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摘要:苏联党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确立组织上的指挥关系,其影响中国革命既是实施“世界革命”总策略的要求,也包含国家自身利益的因素。共产国际正确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般问题,但其阐述中国革命具体策略则多与中国国情相悖。中共早期决策的失误以及纠错机制缺位,既与中共早期力量弱小及其自身理论幼稚有关联,也与苏联党维护“世界革命”全局利益对中国党实施直接指挥的组织机制以及苏联党内斗争存在某种关联。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中共 关系 决策 影响 成因
      
      共产国际在与中国革命运动发生联系后,尤其是帮助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后,遂确立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在主观原因方面,中共作为参与这个运动并益已明确到自己在运动中领导地位的一个革命政党,其政治理论幼稚是主要原因;但是作为中共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的错误引导乃至具体的指挥失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研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错误的成因,则对于今天的政治运作机制仍不无借鉴意义。
      一、影响中共早期决策的动因及条件
      1、影响中国是苏俄实施全球战略的需要
      无产阶级对旧世界的破坏除了团结联合的力量以外,遂一无所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亟需国际范围的支援。这一支援对中国党来说是如此,对于新生的苏共政权来说也是如此。1920年6月,列宁即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后,“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因此,“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1]所以,当远东传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立即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的关注。当共产国际东方组接到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他们十分兴奋,随即决定派人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
      1927年8月,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演说,再次强调苏联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的策略意义。他说:“当时支持广州国民党的政策,即支持跟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的政府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是对的。……因为广州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和降低了帝国主义,因此便利了世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事业,因而便利了苏联发展的事业。”[2]
      2、中共建党初期的和物质的帮助者
      其一,对党的组织活动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中共创立初没有政权,没有税收,其组织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国际的资助。据张国焘回忆,当时陈独秀亲自过问经费之事,制定预算交在华国际代表接洽办理。当国际代表第一次拿到预算书,表示十分惊诧,认为陈开列的组织活动费用总计才数千元。一份中央给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文件清楚表明,当时党的活动经费筹措中,国际资助占绝大部分。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党员及党费”一项写道:“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3]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也透露,他参加一大前曾收到上海寄来两百银元作为差旅费。“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其二,帮助中共培训干部。1920年秋,维经斯基等在上海创办外文学社,主要招收与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有关系的进步青年,由他和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以便派遣到苏俄学习深造。这一举措对于中共发展组织、培养干部具有重大意义。1921年秋苏俄开办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翻译。当时这个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40多人。1925年9月,苏俄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接纳来自国共两党派送的学员,也为中国革命输送了许多重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以及国民党人蒋经国、谷正纲等都曾那里接受培训学习。后来的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皆出自这个学校。1925年2月,苏联党还在红军学校设置中国班,中共许多重要军事干部曾在那接受培训。如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一共二三十个人。”[4]
      其三,为中共政治同盟者提供枪械和军事援助。在华南,国共两党筹建黄埔军校,苏联政府不仅提供红军建军经验,而且在武器、装备、经费和人力各方面给予资助。仅1924年10月一次即海运枪械8千支到黄埔军校,以加伦将军为首的40多名军事专家参加黄埔建军工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苏联明显增大了军援的额度。在华北,李大钊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为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等国民军将领向苏联政府争取军事援助。从1924年底到1926年8月的两年时间,苏联政府援助北方国民军的军械有步枪3万多支,机枪2百多挺,炮60门,飞机10架。上述枪械和军事物资虽不是直接交给中共使用,但是提升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话语权。譬如,1924年底,苏联政府运到察哈尔冯玉祥防区一批枪械,用以支援发动北京政变后的国民军。这批枪械由李大钊负责分配,于是胡景翼即多次与李大钊沟通要求在分配时给予国民二军多照顾些。[5]当然,苏联党通过提供枪械及其他军事援助,最终也确立了其自身在中国革命中的权威地位。
      3、决策的掌控者和最终审判者
      苏联党帮助中共筹建早期组织同时,随即谋求建立正式组织关系。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伊尔库茨克建立遠东书记处,由维经斯基任远东局书记处秘书。稍后,远东书记处中国科成立,张太雷任科长。中国科的任务是:“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6]——显然这属于信息交流平台,是一个近乎平等的协商机构。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即明确规定“联合第三国际”的策略。决议中写道:“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并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7]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国际组织。这次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8]此后,中共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已经突破原来的示范、建议关系,上升到组织上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它不仅拥有对中共决策的最后裁定权,而且可以行使对中共组织人事的调配处置权,甚至是审判惩罚权。苏联党对接受国际指令到莫斯科汇报工作的李立三的处理即是例证。李立三传记作者指出:他在羁旅十五年后能够回到祖国,“应该说是很幸运的”,许多像他那样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知所终了”。[9]
      二、对中共早期决策影响的积极方面
      1、帮助中共确立了正确的统战策略
      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共产国际在促进这个转变过程中不仅给予理论上的指导,而且在国共两党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起到关键性作用。
      最初,中国党在理论上拒绝承认统一战线。它认为可以运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力量去奋斗,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为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纯洁性,它反对同一切党派进行合作;在策略上,多条战线作战,对其他党派团体皆实行“排他”、“攻击”的方针。稍后,在国际帮助下,党在理论上承认统一战线策略,但拒绝接受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方式。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明确表示:“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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