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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视阈中的“民主的联合战线”

    时间:2019-08-13 14:53:09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摘 要]
      在俄共(布)、马林、孙中山三方强势经验的复杂影响和交互作用下,处于经验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上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找到了实现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目标的有效途径。这一策略在后续运作过程中的偏离和依归,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09-04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之后,如何让党在中华大地上“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中共二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制定出“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其间俄共(布)、马林、孙中山三方经验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
      一、俄共(布)的革命经验
      为“民主的联合战线”提供了经验基础
      十月革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但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内外形势却异常严峻。为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列宁于1919年3月组建了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著名的殖民地战略,希望通过支持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削弱列强的目的。[1]列宁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判断出,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由该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共同完成。而各国共产党必须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同时坚持自身的独立,组织本身的阶级力量,准备在下一个革命阶段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尽管革命的形势和需要是催生这一战略的重要因素,但是俄共(布)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才是奠定该战略的经验基础。十月革命前,俄国政坛上的力量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第二类是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民主派”;第三类是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激进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制度崩溃,各种政团纷纷登台,布尔什维克最初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势。在6月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绝对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占有代表席位总数的约十分之一。
      布尔什维克后来依靠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通过发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类似“统一战线”的模式中,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己的正确策略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联盟”取代了长期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携手占据的“优势多数”。
      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政治“联盟”没能维持太久,两党终因在对德和约与农民及粮食政策两大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走向了“合作”的破裂。1922年,俄共(布)正式宣布“剝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布尔什维克可能未曾料到,这种在客观历史情境中形成的既“合作”又“斗争”的革命经验,后来发展成为克里姆林宫指导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
      1922年1月21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莫斯科开幕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与共产国际二大精神,提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东方共产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国家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民族革命运动,与愿意合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建立联盟,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向他们询问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列宁对国共合作的亲自过问让两党与会代表感到将其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以国共合作的方式在中国体现出来,已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愿望。[2]
      1922年春,参加远东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回国,他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远东大会的情况和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3]这标志着中共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而俄共(布)的革命经验也得以借此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革命开始产生影响。
      二、马林的“爪哇经验”
      为“民主的联合战线”提供了参照样本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在荷兰铁路系统工作,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赴荷属殖民地爪哇,在东爪哇的主要报纸《泗水商报》编辑部工作。
      1914年5月,马林倡议发起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随后,在他的推动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组织松懈的伊斯兰教联盟进行合作,“不仅印尼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可以不放弃盟员的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身份进入印尼社会民主联盟”,[4]结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以惊人的速度渗进伊斯兰教联盟委员会的最里层,而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合作战略”的创始人。
      1917年11月,马林因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遭到逮捕。次年12月,他被荷属东印度当局驱逐出境,1919年初回到荷兰。1920年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和第十三次会议上做了发言。发言中,他首先介绍了荷兰对其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残酷剥削。接着介绍了爪哇的革命运动,“希望大会能重视他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地区中所取得的经验”[5]——“现在有一个重要得多的群众性运动,它的成员大约有150万人,从1912年起就联合成为一个工农联盟,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个组织虽然用的是宗教名称——伊斯兰教同盟,但确有阶级性。如果注意到,这个运动把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列入纲领,而且它不仅同政府作斗争,还同爪哇的贵族作斗争,那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必须同这个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同盟建立密切的联系……在那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假若我们轻视这个运动,并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那我们也只能做一半工作。”[6]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他完全赞成列宁的观点。认同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状态的殖民地国家可以在俄国无产阶级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从前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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