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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政法工作调整

    时间:2020-01-15 12:24:27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摘要]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政法工作出现了不少偏差。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意见,对政法工作的纠偏和调整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少奇指导中央政法小组起草了《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一指导性文件有力地推动了政法工作的调整。
      [关键词]刘少奇 政法工作 调整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8—0057—06
      
      20世纪60年代初,为克服“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困难,我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政法等其他战线的调整和纠偏工作也开展起来。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时期的政法工作调整研究较少,从刘少奇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更少。本文拟考察刘少奇在60年代初政法工作调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他为政法工作调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一
      
      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政法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偏差,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很严重的错误。主要问题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依法办案,打击面过宽,造成了许多错案、假案,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坏影响。
      一是不少地方发生了非法捕人和变相捕人押人的严重现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逮捕拘留条例又规定:“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犯,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但1958年后,不少地方不按照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非法逮捕和变相捕押人,严重破坏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制。1962年5月23日,刘少奇指出:“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一样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二是许多司法部门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跃进”规划和措施。受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各地司法部门提出司法工作也要“大跃进”。许多地方提出了苦战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抢劫,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等“左”倾空想口号。提出对审判工作要求做到“几满意”,就是党组织、公安、检察机关、群众、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都要表示满意。在办案数量上,普遍提出了每人月结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的高指标。为了实现“几无”的“目标”,各地普遍大搞搜捕,大搞集训(地、富、反、坏分子),要求多捕、多判、多管制,企图用强化阶级斗争的方法,在短时期内消灭一切反革命活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195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183万件,较1957年猛增1.6倍。
      三是司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许多错案。在“大跃进”运动中,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首先是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制度被破除了,代之以“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的错误做法。这就把侦查、起诉、审判三道刑事诉讼程序变成了一道程序,取消了分工负责,也就放弃了互相制约。其次是公开审判、合议、辩护等审判制度和一些所必需的诉讼程序被取消或简化了,而普遍实行法庭审判与群众辩论相结合的所谓群众路线审判方式,实际上是将被告人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威吓逼供,不许被告人据实申辩,更谈不上律师辩护,群众的检举材料有的不经过查对核实就作为定案根据。此外,“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原则也遭到破坏,一些地方发生了行政机关、人民公社、工作组非法进行审判的混乱现象,造成了不少错案。
      四是不少地方判了一批不应判的人,盲目长判和轻罪重判的现象也比较普遍。那几年各地普遍滋长了盲目长判的势头,有的法院还规定判刑起点为五年,然后一五、一十地往上加刑。不少地区以判处五年以上徒刑的案件占判案总数比例的大小来衡量是不是有右倾偏差,认为长判的比例越大越好。例如,河南叶县有两个老农民因抵制密植(规定每亩下种60斤~80斤),少下了麦种,竟被县法院以“破坏生产罪”各判处了三年徒刑。
      五是在一些地方相当普遍地发生了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现象。有些地方对人民群众写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工作情况、揭露缺点错误的信件随便检查,公然扣压。有些单位在发现了反动标语后,不是依法进行侦察,而是采取查对笔迹等手段,粗暴地侵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据邓力群回忆:“某省委院里发现‘打倒×××’的标语,不得了了,就人人对笔迹。少奇同志不以为然,举了个例子说:一九四一年延安边区开县长会议,雷击打死一个县长,有个人就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公安机关说他是反革命,毛主席批评他们不注意原因。原因是当年征公粮由原来的十四万担增加到了二十万担,负担过重,群众不满。这是合理的反映。于是,毛主席就号召干部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共同抗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作法。对我们不满意、说些不满的话的人,决不能当做反革命分子处理。”
      为克服“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困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对政法工作存在的上述缺点和错误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调整。对此,刘少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二
      
      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号召各地区、各部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此背景下,政法工作调整也随之开展起来。刘少奇1961年四五月在湖南农村调查期间,通过典型案例的处理,就政法工作调整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对于帮助政法战线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纠正工作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
      闻名全国的刘桂阳案件就是他亲自过问后得到妥善处理的典型案例。刘桂阳是湖南省郴州地区鲤鱼江电厂的运煤女工。1960年6月她回家乡郴县农村探亲,看到农村生活很苦,认为这都是人民公社造成的,心想“农村的情况,必须让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于是她写了12张反对人民公社的标语,于7月26日将其中的6张贴在中南海国务院北门墙上,并且喊门口的警卫战士去看,说:“这标语是我贴的”,还说:“我是代表全国人民来这里说话的,这些情况只要让党中央知道,就是明天枪毙我,我也心甘情愿。”刘桂阳被解回原籍后,郴县人民法院认为她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革命,于同年9月27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五年徒刑。刘少奇了解后,认为这样处理是错误的,建议对案件进行复查。湖南省公安厅对案件复查后,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提出:刘桂阳一贯表现较好,同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没有矛盾,张贴标语的动机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因此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建议无罪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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