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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新时期公安文学

    时间:2020-01-15 12:24:14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摘 要:新时期公安文学是指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公安题材构局谋篇的文学,虽然影响不大,但也不可小觑,新时期公安文学体现时代特征,以情感人,真实地刻画了那个时期警察的光辉形象。
      关键词:新时期 公安文学 真实 感人
      
      “公安文学”是以反映公安战线民警工作、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塑造人民警察形象为主旨的文学,它不同于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优秀的公安文学大多数贴近生活实际,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揭示社会的真实人情、人性。“新时期公安文学”特指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公安题材构篇的文学,写作时间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公安小说与其它类型的小说一样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们呈现出特定的叙事特点和文学表征,虽然与同时代的其它文学出现不少有影响力、甚至划时代的作品不同,这一时期的公安文学犹如起伏在浩淼江水中的朵朵小浪花,并不起眼,所以也极少有人去关注,它们虽无惊世骇俗之作,但细细读来,你会觉得这一篇篇“小小”的作品带着那个时代人们特有的精神,积极的不是颓废的,虽然似乎有些幼稚,用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来透析,它们似乎显得有些粗糙,但读者又不得不佩服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的真诚。打动人、震撼人的灵魂,这恐怕是优秀作品的要求之一了。随着时代的滚滚车轮,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回首这些文字,它们给人似乎刚从历史堆里爬出的感觉。虽然它们给人良莠不齐的感觉,但是其中依然有闪闪发光的金子,其价值也是永恒的,所以至少它们是有研究的必要。那么,新时期公安小说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一些优秀的作品为以后的公安文学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这就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一
      
      新时期公安小说体现当时的社会特征。这时期,公安文学也正处于初步阶段。十年浩劫期间,法律尊严被肆意践踏,社会处于极端无序、极端混乱状态。文革结束后,一切百废待兴,同时社会治安状况面临新的考验,解放以来已经灭迹的黄赌毒娼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各类案件高发、频发,而公安机关人力物力却严重不足,出现了“犯罪分子‘蓝鸟’飞,中国警察破吉普追”[1]的现象。“中国警察是世界上最好的、却是最苦的警察!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自己垫经费办案,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警察这样人多事多、工作没有规律、待遇低、条件差、压力大。”[2]公安工作面临的困难以及民警工作的不易零星地体现在部分作品之中,如范东峰的小说《公安局长》,张卫华、张策合作创作的短篇小说《女民警的坎坷经历》等。时代特征体现在小说的内容里,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中,这类小说中经常出现类似宣传的文字,在今天看来有唱高调的嫌疑,但这些朴素无华、追求崇高的语言正是那个时代的整体话语特征,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写作的一种习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话语习惯去全盘否定它们,它们也有一些是肺腑之言。
      公安文学更多的是采用写实主义手法,但有的作品也不完全只是将公安工作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透露出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人无法脱离社会政治这样的大舞台。海岩的早期作品《死于青春》(写于1986年)写的是文革后期一个忠心耿耿的奋斗着的“自然之子”的悲剧。“我”的初恋男友农场警察“小祥”是一个敢爱敢恨,对事业对生活满腔热情,干劲十足的男子汉,这个在“我”眼里几近完美的单纯的热心肠,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停地为周围的人做好事,却因为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与险恶,在他青春年少之时,因为那些好事,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不为个别政客所容,冤死在“自己人”的枪弹之下。我们在小说里看到无孔不入的不务实的“左”的思想的憎狞面目。小说将“小祥”与“我”的现任丈夫继平做比较,继平是现代社会里世故的、追名逐利的人物,他与“小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我”最终还是弃继平而去,去追寻“我”的梦想,祭奠在清河农场已经安葬的“小祥”,结局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那个追求精神崇高的理想主义时代,可是正是那样的时代葬送了美丽纯洁的生命与爱情。在现今社会里“我”在宦海里沉浮,“我”内心的矛盾挣扎,使“我”厌恶这一切,决心抛弃它们,去找回“我”心中永远纯净的爱情。作者在小说里直白地吐露出现代社会和那个时代的对比不容忽视:“如果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恐惧、苦闷、忿恨和失望的年代,那么同时,又确是一个闪烁着幻想、激动、悲壮和狂热的年代。”“可那个年代毕竟太愚昧了,以至于连许多本来是神圣的东西也被弄得荒唐、滑稽起来,令人不堪回首。而今俱往矣,谁还再有心总去翻找那些被玷污得失去了本色的情怀呢?今天的人有今天的课题,和过去早已远隔了一个时代。今天十九、二十的少男少女们,未经‘红尘’而看破‘红尘’,那么早熟地沉湎和追逐在物质生活的升沉中,似乎完全毋须再到精神世界里去寻找寄托、安慰、感叹和振奋了。大家更多地关心着工资、升级、房子和出国……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常常被对生活地位的追求所代替,似乎确是一种令人迷惘的社会氛围。”(《死于青春》)
      
      二
      
      可以看出,新时期部分公安小说试图在写作技巧上做一些尝试,其中不乏成功之作。我们首先以李迪的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为例加以分析。第一,作者将审讯女疑犯这一情节写得非常出色,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用来作为如何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教课书了。“我”这个警察与疑犯欧阳云之间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唇枪舌战,这是一场拉锯战,作者将双方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我”针对疑犯心理,时而不依不饶、步步为营,时而绕过重点先言他物,目的还是使她自投罗网,不能自圆其说。欧阳云也不示弱,先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谎话连篇,时而装傻卖疯,“我”在审讯中特别注意分析对方的心理,注意个别字的使用对审讯对象意味着什么,有何重大意义,在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中获得一点点的突破,“我”在破案过程中将调查取证与审讯相结合,终于使真相大白,将真正的杀人犯挖掘出来。小说的真正精彩之处不仅在于“我”成功地破获了这起杀人案,更在于案件水落石出之后,“我”对欧阳云和真正的凶手的同情使“我”并不轻松,他们因为无知而犯法,可是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但法律是无情的,触犯了法律就得受处罚,小说结尾处的欧阳云的自杀更将这个悲剧故事推进了一层。第二,作者在小说里很巧妙地安插了另一条线,这条线与侦破工作同步进行,来自“我”记忆深处的东西。先是狐狸的狡猾,对大队家禽的偷袭,使我们恨得咬牙切齿,接着,“我”与狡猾的狐狸周旋,“我”凭着智高一筹,终于将狐狸逮住。但是“我”没有因胜利而喜悦,相反,“我”对受伤狐狸的母性和绝望的爱情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地同情,狐狸最后的自杀同样让“我”悲痛不已。很显然,这样的细节是一种隐喻,动物其实和人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我”从与它们斗争到取得胜利,没有半点得意和喜悦,体现在动物身上的真情使“我”动了恻隐之心。
      同样是公安题材小说,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也许是个另类,它颠覆了传统的侦探小说模式,只是借助公安破案题材来挖掘更深层次的主题意义。小说给人一种吊诡的、如坠云雾的感觉。谁是真正的凶手?凶手到底为何行凶?出场的人物与案件之间有无必然联系?这些问题在小说里我们无法找到精确的答案,小说给读者留下许多谜团和想象的空间。也许作家就是想借助这个扑朔迷离的凶杀案告诉我们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谜团。《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先锋小说的重要尝试。
      
      三
      
      新时期,有些公安小说讴歌了警察的敬业精神,突出了民警破案的机智与智慧,比如焦宝桐的《一封日期模糊的遗书》和李延庆的《法医》等。
      一些感人的篇章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为公安事业牺牲的英雄。和平时期,警察是一种高危职业,事实上,每年公安战线上都有许多警察为了公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小说篇幅不是很长,但书写的警察的英勇事迹非常感人,他们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贡献给祖国的公安事业。映泉的《同船过渡》和赵凤凯的《昨夜风暴过洞庭》都是写押送犯人途中民警壮烈牺牲的事。前者在渡船遇险滩后民警为了挽救同船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后者是民警在渡船遇到强风暴雨的紧急情况下,对犯人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使其中一名罪犯受感化,但最终还是在抓捕另外两名罪犯的过程中英勇牺牲。两篇小说显然没有简单的说教,它们将暴风雨肆虐和洪水来临的场面写得非常精彩,刻画人物也采取多种角度,特别是从罪犯的视角看人民警察舍己救人的光辉形象,增强了真实感和感人力量。罗学知的《被追授勋章的女警官》是写牺牲的女警官,作者以恋人加战友的第一人称视角“我”来写英勇、机智、能干又不失美丽温柔的女警形象。吴谷的《警魂》写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的刑警秋哥为了抓捕罪犯牺牲后,多情的竹妹子跳下寡妇崖殉情自杀。薛萌的《黑谷魂》写的是警察在追捕逃犯时陷入满是毒蛇的黑谷,不慎被毒蛇咬伤。身为“蛇医”的逃犯要警察只要答应放了他,就可以帮他医治。最终警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在自己牺牲前开枪击中了逃跑的罪犯。王鸿达的小说《孤鸟》也是以情感人,从小就是孤儿的警察宋福处理完卖淫女案子后,将其无依无靠的儿子收养了五年,与之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以致于孩子的妈妈接回小孩后,他还是牵挂着孩子,最后这个好人却在一次办案中牺牲了。这些小说写得真实感人、催人泪下。作家笔下的警察都是平凡的人物,他们都用生命书写着对公安事业的忠诚。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公安工作来说,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与近年来的公安工作呈现的特点有些区别。而正是这类公安小说真实地记载了一个个平凡的警察默默无闻地战斗在公安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注释:
      [1][2]中府河:《中国警界记事》,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第266页。
      
      (王海燕 南京 江苏警官学院管理系 2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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