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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与“枫桥经验”

    时间:2020-01-13 19:57:01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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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9年秋天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分别被罢官。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接替,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由罗瑞卿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有10年,由谁来接替他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选择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委员谢富治,来接替罗瑞卿的公安部长职务。
      自1958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掀起了“公安工作大跃进”,滥捕、滥杀、滥拘留、滥劳教、滥集训、滥收容,打击的人数超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面对这样的局面,是改弦易辙,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停止滥捕、滥杀,还是继续“大跃进”,错上加错?谢富治选择的是后者。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大跃进”,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让我们来看看新任公安部长的“三把火”,就可以一目了然。
      1960年2月11日至27日,谢富治以新任公安部长身份召开了第10次全国公安会议。会前,公安部党组对这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讨论。面对过去2年来在对敌斗争问题上的严重扩大化的现实,以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为首,提出了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应该实行“由紧到松的转变”,放宽政策,停止滥捕、滥杀的错误。可是谢富治不同意,提出要继续“实行紧的方针”。他在全国公安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继续大鼓干劲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他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阶段,党中央提出要争取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公安工作也还需(要)有适合情况的大跃进。因此公安工作的方针,就是要充分利用大好形势,进一步地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控制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扫除来自敌人的一切危害,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建设环境”,“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敌,不让敌人乱说乱动,把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压缩得越少越好,让全国人民放心地搞建设而无后顾之忧”。会后,全国公安机关根据谢富治的要求,就像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提出的那样,“把需要逮捕的人都逮捕起来,把需要拘留的人都拘留起来”,把反对、抵制“大跃进”运动的人和潜在反对、抵制的人,统统抓起来,不让他们有抗争的机会。1960年,正当全国人民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公安机关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抓人,全国逮捕、拘留人数是1959年的四倍,乱劳教、乱集训、乱收容更加是遍布城乡,泛滥成灾。大批被拘押的人员死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集训队、收审所。仅青海、安徽两省1960至1961年就死亡被拘押人员10万多人,全国有50多万人死亡(其典型案例见《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和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一书——笔者)。这些被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因为对大跃进不满发牢骚、进行抵制,或因为了活命,偷盗、哄抢粮食、食品,被拘押的,不是“阶级敌人”。
      1960年秋天,全中国人民处于极其艰难困境之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在这困难关头,公安部在谢富治领导下又召开了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议题是根据公安工作“紧”的方针,研究开展一次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经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敌我斗争形势和开展社会镇反、内部肃反(清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上报中共中央。“意见”认为:“敌我斗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在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残余敌人有所暴露,有小的抬头,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比去年有所增加,斗争比较尖锐”。要求“从1960年9月到1961年6月的10个月内,在社会和内部开展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再给敌人一次有力打击”。中共中央于1960年10月21日批转了这个“意见”。但是,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出在国民经济建设上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后,中央也感到不宜再继续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所以公安部的“意见”(也就是谢富治的意见——笔者)被暂停执行。
      面对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被暂停执行的局面,谢富治仍不进行反思,却又以公安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题为《关于目前对敌斗争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在对敌斗争中采取“先放后打”的方针,先让敌人“放”,在敌人暴露比较充分的时候,选择适当时机,“给敌人一次全面有力的打击”。2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但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失败,各项工作,包括公安工作不得不进行调整,乱抓、滥捕、草菅人命的情况初步有所遏制,“秋后算账”也没有得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后,在刘少奇的主导下,对政法工作也作了总结,写了个《四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应该说是巨大灾难——笔者)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第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错捕了少数(应该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笔者)不应该捕、不应该判的人。少数(应该是多数、绝大多数——笔者)基层公安机关(包括公安部、省市一级公安机关也是如此——笔者)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的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关押人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拘留、逮捕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的地方负责人(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笔者),破坏了党对群众的领导必须遵守的说服教育原则,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的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第三,少数地方在劳动改造工作、劳动教养工作和狱政管理工作上破坏了正常的秩序——采用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封建野蛮的管理办法去折磨人。有的单位(大多数劳改、劳教单位——笔者)发生犯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比较严重(很严重,见《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 6期——笔者)。有的非法举办的劳改(劳教、集训)队,甚至随便把人打死。第四,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发生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现象,随便检查信件,非法搜查人身和住宅,非法采取查对笔迹、捺取指纹等手段”,“造成了打击面过宽的严重后果”,“混我为敌,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打击了人民群众中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甚至是冤枉了少数无辜的群众”(几百万人算不算是少数无辜群众?——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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