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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前后的北京政法学院

    时间:2020-02-14 12:29:50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早教700网手机站


      (一)
      我是1955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学习的。我们这一届是本科生第二届,以前招的是专科生和短期培训的在职干部。
      学院的教职员工,大致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党的老干部,以党委书记刘镜西为首,包括郭迪、刘昂、徐敬之、赵吉贤、鲁直等;另一部分是以院长钱端升为代表的老教授,如雷洁琼、严景耀、吴恩裕、曾炳钧、戴克光、黄觉非等,以及一批中青年教学骨干。大部分老教授是不让开课的,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思想改造),只有严景耀教授给我们上过“资产阶级国家法”,吴恩裕教授给我们上过“西方政治学说史”。据说,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连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钱院长也没有宣讲的机会,我校向师生宣讲宪法的任务是由党委副书记郭迪担当的。整个学校的领导权都牢牢地掌握在院党委手中。钱院长想调进一个人,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学校人事处也未予重视。
      当时虽然还没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口号,但是整个北京政法学院都充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氛围,每一门课的学习方法都离不开“阶级分析”。记得我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院团委称我们将来是掌握“刀把子”的人,对此我颇感得意。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党外人士讲授法学课程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党内文件,因而不容易领会党的政策,而课堂上的主要内容是讲政策。加上考虑到如果将来从事“刀把子”工作,没有党票就更不行,所以那时学生们都积极要求入党。
      与全国一样,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全面贯彻学苏联“一边倒”的方针。那一年,学校聘请了两名苏联专家:楚贡诺夫(刑法)和克依里洛娃(民法)做院长顾向。无论是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材或者考试方法唯苏联马首是瞻。我们年级共16个班,分两个大班上课,小班进行课堂讨论(这对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很有好处)。考试采用口试,每位学生抽取一张题签(一般出两道题),给一定时间准备后,学生口答,主考老师质疑并当场评定成绩。成绩分为优等、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5个等级。有一门课叫“马列主义基础”,讲的就是联共(布)党史。“国家与法权理论”用的是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维辛斯基被认为是法学界最高的理论权威,当时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国家学说和法学放在一起讲。把法律简单地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教条几十年不变,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给学生上课时还离不开这个框框,多么可悲的僵化!
      当时担任教学任务的主角是中青年教师。由于多年没有评定职称,这些教师中有讲师,也有助教,统称为教员。像杜汝楫、程筱鹤这些资历较深的,也只是讲师,宁汉林、潘华仿、孙丙珠他们还只是助教。许多青年教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张子培老师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老革命、老党员,曾担任过院党委副书记,后担任刑诉法教研室主任,讲课很有见地。当时法学界有两大争论点:一是无罪推定原则;二是法的继承性。张子培老师是批无罪推定原则的领军人物,记得当时他还在刊物上发表过影响很大的著作:《驳“无罪推定”》和《驳资产阶级“无罪推定”原则》。后来听说在文革中,张老师表现得也比较“左”,这就不奇怪了。许多主张“无罪推定”和认为法律有继承性的学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不乏其人。
      (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见报。一个多月后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一开始,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畅开心扉,向党提意见。多数意见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但也有个别大字报,语言刻薄,带有人身攻击性质。有一张可能是教工贴的大字报,揭露学校一些党员干部的个人隐私,说他们进城后,抛弃糟糠之妻,另觅新欢,还斥之为“党棍”。
      当年6月30日至7月21日,钱端升院长赴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并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出访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院长,同学们都无比敬重。我们知道,他24岁就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内知名大学当教授。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在国民参政会上,钱先生是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之一。解放前夕,他拒绝友人挽留,毅然返回祖国,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教授的表现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肩负社会上14个重要职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反右前最后一个职务是1956年6月8日成立的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的副会长。
      钱端升院长非常关心学生。我们刚入学时,钱院长亲自到学生宿舍看望我们。还有一次,下午有钱院长做报告,院行政通知我们提前一小时进会场。他知道后非常不满,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让师生等候这么长时间,批评了组织者。
      “鸣放”高潮时,钱院长正好在国外,所以他发表的言论并不多。但是政法界反右的烈火一经燃起,钱院长就首当其冲,被当作“章罗联盟”在政法界的一员大将。综合批判的内容,大体有这么几点:1.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学院党委和上级领导存在宗派主义,他身为院长,但有职无权。2.否定院系调整,建议由人大、北大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组成所谓“大法学院”,由他任副校长兼院长。其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3.抨击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学非所用。4.笼络学生,煽动学生对党和社会的不满。有一位名叫章文岳的学生,极有才干,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父与子》,受到作家秦兆阳(后也划为右派)的赏识。章文岳给钱院长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对社会某些现象的不满。钱院长在复信中,教导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也成了一大罪状。我是从贴在学院联合楼入口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这些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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